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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

www.9822.com 1印度理工学院校园
资料图片www.9822.com 2印度大学生

     “我就是因为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到麻省理工来的。”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学生在开学时这样回答教授的提问,当时,教授看到新生里有一位来自印度,好奇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国家有印度理工学院,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这是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
    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人考这所学校比美国人考麻省理工学院要难很多——2010年报考印度理工的学生超过了45万,招收名额只有不到一万名,录取率为2%。相比之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0年秋季的录取率是10%。这一录取比例相对于中国的清华、北大不足为奇,但印度理工却有其独到之处,成为世界级名校。它每年为印度的软件业输送大批人才;在美国硅谷,则聚集着大批印度理工毕业生。
    I、IT、IIT是印度的三个重要标识,I是指印度文化,IT指领先的印度IT产业,而IIT,就是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电影《三个傻瓜》中,三个“皇家理工学院”的大学生自称“三人帮”,经常在一起搞怪,以消解寂寞的校园生活。
(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原来吃肉不一定就是坏人
    印度理工学院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村,一名农村男孩入校后才明白,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
   《三个傻瓜》是一部根据印度畅销书作家奇坦·巴哈特的小说《五点人:在印度理工学院不要做的事情》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在“皇家理工学院”的疯狂经历。2008年7月开拍,由拉库马·希拉尼指导。2009年圣诞节上映之后仅10天,票房便达到10亿卢比,随后成为宝莱坞历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
影片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好评。印度影评人萨哈什·贾说:“《三个傻瓜》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品。但它是生气勃勃的、激励人心的当代艺术品,浸染着某种精神。在一个学生会被他们不可能完成的课程逼得自杀的国度,《三个傻瓜》提供了希望。”
     透过网络,《三个傻瓜》在中国也被迅速传播,电影里虚构的“皇家理工”有极为浓烈的印度理工的影子。而在印度乃至全球,它都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神话。
    “印度理工学院神话”是许多印度人从十来岁起就被灌输的信念——考上了这所大学,他们的阶层、背景、社会关系都不再重要,仅凭一张毕业证就能立足社会。为了考进这所学校,孩子们起早贪黑,早上4点半就起床去上补习班,上完补习班之后上正课,正课结束之后,晚上还要补习。
    “想象一下,一个19岁的男生5年没看过电影,没读过一本课外书,没看过电视,甚至连女孩都没追过,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印度理工校友桑迪潘·德布在《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书中写道。
每一名想要进入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要参加联合入学考试(JEE),它是专为印度理工学院设置的考试,只考理科,分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物理考卷中的题目常常需要用到微积分。三科分别设置淘汰线,仅仅总分合格是不够的,必须每科都同时高于各自的淘汰线。笔试通过了,还要参加长达五天的面试,并在此期间按笔试的排名顺序选择自己的专业。
    以前,许多人会连续多年报考印度理工学院,在已经入学的学生里,有60%的人都考了两到三次。2007年起,联合入学考试出台了新规定,每人最多只能考两次。
    招考的过程极为严格,就连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墨希都说自己无法把儿子弄进印度理工,“印孚瑟斯”是印度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墨希被称为“印度比尔·盖茨”,他说:“印度理工没有腐败,这里完全凭本事吃饭。”他的儿子没考上印度理工,不得不遗憾地去念了美国加州理工。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万卡特拉曼·莱马克里斯南出生在印度,当年,他也没能通过联合入学考试,与印度理工擦肩而过。
    每一个考上印度理工学院的年轻人都是赛跑中的赢家,他们由此坚信
“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事,你都可以做得到”。那些从印度理工毕业的学生,如果随后取得事业成功,这种优越感可能会持续一生;而对那些没有成就大业、以卖肥皂为生的毕业生而言,曾经考取印度理工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人生巅峰了。
    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桑迪潘·德布访问了许多印度理工的成功校友。他们普遍不记得自己当年究竟从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他们的收获来自课堂之外。这些人最一致的说法是,在印度理工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最优秀的人竞争。
    许多学生在入校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庄,大学生活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多元文化。一名小镇男孩在进入印度理工后发现,原来吃肉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这是他进入印度理工的第一课。在家里,大人灌输给他一些价值观,但从来没有人为他做解释。
    影里,新生法兰刚刚进入学校时,多元的文化让他眼花缭乱。看看学生们用什么样五花八门的形式祈求考试通过就知道了。
    一方面,电影里那位刻板的教授反复强调的“竞争”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突出特点。新生们原本已是当地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们进入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有的同学每天下课就喝酒、吸大麻,考试的时候你却永远都超不过他。每年都有因经受不了这种打击而退学的新生。
    学院里考试的试题都是开放式的,没有ABCD的选项,教授们认为这样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要通过这些考试相当不易,仅仅是写答案就会写到手疼。《三个傻瓜》里,一位学生因为担心考试通不过而在宿舍电扇上上吊,这并不是虚构的场景,在过去五年里,有八名印度理工学生自杀,其中五名是在宿舍上吊。一个四人委员会在调查了最近的自杀事件之后,建议将学生宿舍的吊扇换为座扇,以避免学生上吊。
     这个学校的学生宿舍房间简陋,供水不足,厕所里满是爬虫。食堂里,鱼肉奇特的味道中混杂着肥皂的气味,而鸡肉则泛着类似于工业油脂的味道。铁质的餐盘虽已千疮百孔,却也堆得下各种“美味”。食物的质量与它的教育地位比起来显得非常不相称。桑迪潘说,在这里呆上几年,真就什么都吃过了。
    然而,六年的印度理工生活,也让德布明白,味觉只不过是主观的幻觉,印度理工的生活“教育我们在将来的职场中要绷紧神经,在疯狂而野蛮的社会中学会逆境生存”。
   《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

  大学怎样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

编者按:

——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印度理工人一直沉迷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无休止的自鸣得意中,这似乎与我们对社会和民族的影响是不相称的。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严重……

拥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高等教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的步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应该如何创建?它应当着眼于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需求,还是以短期目标和利益为重?它所倾心培养的知识精英应该抱有怎样的文化理想和追求?印度理工学院作为一所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大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从它的发展轨迹和办学理念中,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各所学院一切教学,皆遵照为此制定之规章制度,由各学院或在学院之名下进行。

  ——桑迪潘·德布

【冷眼观察】

○由印度总统任各所学院督学。督学可任命一人或多人考察任一学院工作、问询校务并按督学要求作出报告。

  ■王义遒

两极分化下的精英大学

○每个学院的校委会应该:

  当下人们谈起世界一流大学,议论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的不少,或者扩大些,会说到牛津、剑桥等欧洲老牌大学,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很自然,既在“发展中”,哪来“世界一流”,何况是大学。一流大学总得有“一流国家”来支撑。

■顾雪林

    就与学校管理和运行有关的问题作出决定;选定学校的教学课程;制定章程;选定和任命学术即其他岗位的工作人员;考虑、修改或取消条例;考虑及通过年度报告、年度账目和认为合适的次年预算,将它们与发展计划一起提交给理事会;行使其他本法案或者章程所赋予或推行的权力和义务。——节选自《理工学院法案》成功躲过官僚的干涉
    印度国会通过的
《印度理工学院法案》保证了它的自主权,学生课程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曾有官员试图干涉校务,被告知有不能干涉的法案,这位官员看了法案后,恼羞成怒:“什么破法案!”但也无计可施。
    桑迪潘·德布1973年考入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学习电子工程。后进入印度管理学院学习管理学。他的父亲似乎已经看到了德布当上印度实力雄厚的斯坦石油公司主席的那一天,但写作才是德布的第一爱好。
    德布转行进入新闻业,并在这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中取得成功。他先后担任过印度最成功的杂志Outlook的执行主编和印度新锐新闻周刊Open主编。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德布花费了14个月时间,到世界各地寻访曾经就读于印度理工、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的校友们,请他们讲述印度理工的日子与今日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德布为这本书取的副标题是“一所非凡印度大学的故事及其校友们如何重塑世界”。
    印度理工的织梦人是一位名叫埃德舍·戴拉尔的印度贵族。印度独立之前,他就意识到技术应用将会在独立的印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印度技术进步的战略:培养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群体,建立完善的研究基础设施,开创奖学金体系,最终使学生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1946年,由印度实业家纳里尼·蓝金·萨卡领导的21人委员会向当时的教育、健康和农业部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提出了印度理工学院的最初蓝图。他们注意到,印度已有的学院的角色主要是向负责各省民用设施维护的政府部门输送工程师,为学生开设的也只是一些特定的工程科目,缺少数学、科学和人文科目;课堂上照本宣科,每年举行固定的学期考核,而非通过给予学生信任以促进其自主学习。萨卡等人提出了一份四年制本科课程的设计,前两年的课程包括一般工科科目以及科学、数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科目。他们一再强调应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研修班和指导性研究,而非传统课程上。
萨卡等人在报告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政府没有耐心等到他们的最终报告,便按照临时报告开始建设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在1950年代建校之初制定的教学目标中就包含了“基于教科书式的流程,但鼓励学生主动创新”。每个从印度理工走出去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学院同时还特别强调劳动的传统,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要自己挖坑、倒水泥,钣金车间里常常看到印度理工学生挥汗如雨。
    萨卡等人的方案从麻省理工借鉴了许多,但也做了大量修改。比如麻省理工的毕业论文需要准备120个小时,而印度理工的需要300个小时。
    以国际优秀大学的普遍水准衡量,印度理工学院的资源谈不上丰富,分校15所、学生3万多名,折合成美元,每年的经费约1.38亿美元。可是,在印度,它是个让羡慕嫉妒恨的“大户人家”,每年印度政府给其它几千所理工学院的补助,总和也不过区区438万美元,只是IIT的3%。
    1956年,印度国会通过《理工学院法案》,它使学院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官僚体系的干涉,学生课程也由各个校区自行决定。“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领域,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曾任印度利华公司副主席的印度理工校友R·歌帕拉说。“《理工学院法案》无疑是印度政府通过的成功法案之一,”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它给予了理工学院完全的自主权。这在印度高等学府中是独树一帜的。委员会中少了政治掮客,大家开始了真正的、客观的讨论。所以,他们所做的决定远比那些具有双重标准的政客和官僚们参与时要客观合理得多。而且,由于缺少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委员会成员们的决定也越发具有责任感和客观实际。”
    1980年代期间,曾有一个部长尝试对理工学院指手画脚,其他官员告诫他根据法案的规定他不能这么做。而这位部长说:“把法案拿来。”通读法案后,他恼羞成怒地把它甩到一边,然后说:“什么破法案!”事实上,他是明白了自己无计可施。
    在2010年印度全国创新大赛中,五名优胜者有两名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理工的历届校友中,包含了沃达丰的首席执行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贝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天体物理学中褐矮星的发现者,以及不计其数在硅谷创业的人们。
全世界排名前200的大学里,印度理工位于57;全球前100名理科大学中,印度理工排到33位。美国《新闻60分》在介绍印度理工学院的专题节目中曾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加在一起,你就开始知道印度理工在印度的位置了。”
    印度理工的校友不能忍受偏狭的目光。近年来,学校设置了许多苛刻的校规,不准在走廊上打板球,对男女生交往、作息时间都设置了巨细无遗的条款。有校友诘问:“在这一体制下,最终的产物只不过是那些对学院的学位和盖在学位证上的印章感兴趣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获取学位的要求,他(学生)甚至连一个学分的课程都不想登记。这还是教育吗?”
    德布说,印度理工学生的社区生活向来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在他们看来,除了愚蠢难以宽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从在公众面前裸体到午夜时分坐在树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去计较。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怪癖,有一些奇思妙想。
恶作剧是学生们体现创造力的途径之一。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学生A和B比邻而居。两人在家中度完周末,回到学校,却发现两个房间的位置被交换了,A的被换到了B的位置,而B则到了A的位置。每个房间的布局和物件的摆设都与原来的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只是一个房间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被挪到另一个房间。当时A和B除了交换房间外,别无他法。
    一个喜欢在人前显富的富家子弟回到学校,发现他停在宿舍外的马鲁蒂800轿车不见了。他打开门,发现自己的车停在自己的房间里。原来车先是被人拆卸,然后又在他的房间里重新组装起来。
德布曾有一名同学叫品克。品克在印度理工的日子里一直在追求高水平的物理学,下棋也很出色。除了这两样外,他对其他事情都嗤之以鼻。餐桌旁,大家在热烈谈论板球、电影,以及即将到来的竞赛,而品克则常常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吃饭,向他周围那些“弱智”的人群投去轻蔑的目光,认为这些人总是在浪费时间担心这些俗事。
一名同学曾问:“品克,难道你没有想过女人吗?”品克说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他决定要孩子了,那么他会保留自己的精液,然后做一次变性手术,再用它们来使自己受孕,然后生下孩子,最后再做手术,恢复最初的男儿身。如果基因的繁殖最终是为了子嗣的产生,那么品克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为此去和另一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许多年后德布才恍然大悟,一个男人可以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人,但这个新的“女人”是没有卵巢的,所以,他的同学品克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品克快要毕业时,学校决定授予他校队运动员的称号。同学兴奋地告诉他,他会获此殊荣,请他一定要出席告别典礼。但是品克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荣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品克,”这名同学请求他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世俗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一生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人们在台下喊着你的名字,你在欢呼声中上台领奖,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次!”“那么,他们在台下喊我的名字,但我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当然也不会走到台上领奖。这样的事情,同样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品克最终还是没有出席那场典礼。

  印度,这个在各方面与我国竞争“世界一流”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科技成就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但是,人们对它的高校情况却不甚了了。怀着好奇,我翻开了《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这本新书。

谈起印度,国人大都认为那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尽管印度这十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同中国一样被列为“金砖四国”,但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认为印度很落后。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大都是影视中的模样,其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电影《流浪者》及那首《拉兹之歌》。电视中的印度人也常常是一群穷人在庙宇中愤怒地示威,人们印象中的印度,好像就是贫民窟和流浪者。其实,我过去对印度的印象也是这样。

    2002年起,一项名为“超级三十”的助学计划在印度创办,这项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在印度理工学院读书的贫穷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接受教育及食宿的机会。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村学生纳根德拉(右)成为“超级三十”计划的幸运儿之一。
(东方IC/图)
都出国,最终都回国
    印度理工的许多毕业生选择了飞往美国,对此该校一位教授持支持态度,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自1953年建校以来,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印度理工校友定居在了美国。印度理工孟买校区的S.P.苏克哈特姆教授在他1990年代出版的《真正的人才外流》一书中说,根据他的研究统计,美国吸引印度理工毕业生的最主要因素包括“舒适的生活”、“追求一流科学技术的使命”、“强烈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的意识”。而印度令他们移居海外的负面因素则包括:令人窒息麻木的官僚政治,脏、乱、拥挤的城市环境,缺乏一流的工作机会。德布认为这些结论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你愿意生活在何处?每个印度理工毕业生,不管愿不愿意,在其生命中的某些时候都得回答这一问题。”德布在他的书中写道。
德布去访问了那些选择移民美国的校友,发现尽管他们过着类似群居的生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但是在美国,供水和供电都是有保障的,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府,飞机能准时起飞,生活也舒适惬意。“美国的生活中的麻烦事要比在印度少得多。”印度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说。在印度,尽管印度理工毕业生大都属于收入最高的2%的人群,但是,断水和停电从来都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铁路售票处还是供电局,服务质量也都差很远。
德布追问,有多少印度理工毕业生曾斗志昂扬,却在毕业后逐渐远离与生俱来的天分,最终选择一种安全、稳定和枯燥的工作,过着与常人无异的平凡生活?有多少人在学校里学习的是理性思考、摈弃偏见,但从来都不会分辨办公室政治中的细微差别,以致在偌大的办公楼中没有立足之地?
    也有一些印度理工毕业生成功抵御了美国诱惑而留在了印度,积极投身于印度工业的发展,却发现所有技术设计都是来自国外,明明知道它有缺陷却也无能为力,所能做的不过是对这些设备进行维护。
印度理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社会已经倾其所能,将他所能给予的最好部分全都给了你,那么现在你就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且,你不能抱怨社会的现状,因为你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就是为了让你能够驾驭和改善这一社会。”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校区的阿斯克·胡恩教授说。
   美国Force.com副董事长安舒·沙玛在看完电影《三个傻瓜》后写了一篇博客,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了在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度过的日子。印度旧日的英雄是影星、板球手、自由斗士和政治家,“英雄观念的转变在电影中表现得很清楚”,沙玛写道,“电影中的‘英雄’是一个为学习而学习的孩子——去发现、去创造,鄙视印度延续了几十年的机械式学习,并致力于教育更多的小孩。”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生毕业后都应该出国,去美国、德国,或者其他更远的国家。但是他们最终都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地立桑说,“除非你特别聪明,在印度无处施展你的特殊才能,就像诺贝尔奖得主苏不拉曼扬·钱德拉塞卡那样。旅行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这样的旅行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人在完成学业后都会进行一次欧洲大旅行。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们:你们的生命中需要什么?他们常常回答说:挑战。那么,什么是挑战?他们回答: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常对他们说:那就留在印度吧,因为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成功办学的背后

两极分化背景下崛起的大学

  1951年刚成立的印度理工到成书的2004年共培养了约125万学生,其中大概15-20万人在国外,美国就有3.5万人。其中不乏信息产业领军人物和商界巨头,当然,还有一些学界和政界高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给美国的硅谷、华尔街输送这么多信息和金融业人才,原因在哪里?这确实值得我们中国大学深思和借鉴。

1994年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到印度访问后,经过在新德里、亚格拉、孟买等地的实地采访,我对印度的印象彻底改变了。印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从飞机上看,从南到北,印度的大部分国土都像是铺上了一层绿地毯,它的平原面积和森林绿地覆盖的面积非常广阔。新德里的街道宽阔,建筑宏伟。当然,印度是一个两极分化非常明显的国家,一方面,它有将近2亿讲着英语住着洋房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当年它有将近7亿是穷人。在印度城市的郊区,那些巨大的贫民窟也常常是彼此相连,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印度独立后为实现“尼赫鲁的梦想”而建立的高校,建校者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独立印度的重要意义,它要培育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群体,并且目标不是一般工程师,而是“成为有创新意识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和建设新印度的领导者。这有点像当年蔡元培办北大、梅贻琦办清华。他们当然认识到办一流大学要紧贴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他们绝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紧盯着当前利益;他们懂得大学首先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明定“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蔡元培),要培养“工业建设的领袖”(梅贻琦)。正是“高深学问”成全了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正是工业领袖成就了清华对“两弹一星”的贡献。他们看重的是基础,这基础就是对科学的兴趣和人格的塑造,这和当今一些学校忽视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倾向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是南辕北辙。

印度就是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崛起的,这决定了印度人办教育是不能大把烧钱的,否则穷人根本上不起大学。穷人常常是靠进大学才能在生活费用奇高的大城市站住脚的。比如,新德里的房租非常高,但尼赫鲁大学学生宿舍的租金一个月大概就相当于8元人民币。我曾到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采访过一个中文班,班上有一些衣着鲜亮的富家小姐,但是更多的是一些皮肤黝黑的穷孩子,他们用熟练的普通话和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史,甚至能和我们讨论邓小平一生中的“三上三下”,让人刮目相看。大学教育,改变了这些穷孩子的人生,也将会改变他们的家庭生活。

  个性人格的塑造

办大学不一定非要盖大楼

  创新人才既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靠慧眼拔出来的。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只要能把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充分挖掘与开发出来,使之实现,就会成就一个创新型国家。大学就应该是让幼苗崭露头角、发挥其才华的地方。大学生活无非是课堂(包括实验室)教学和课余活动两部分。把这两部分安排好,让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就是成功。印度理工作为一所科技型高校,他们自然重视课程教学,不仅聘请了优秀教师,还配置了远比一般印度高校更为完善的教学与实验设施。但“课堂上的教学,为你打好工程学基础,使你总能跟上不断发展的技术的步伐”,而教育整体重在个性人格的塑造。

印度人给我们的启示是,办大学不一定非要比谁能“烧钱”盖大楼!难道高等教育就不能少花钱多办事吗?当年西南联大的草房子里,不是也培养出杨振宁和邓稼先这样的一流科学家吗?

  个性人格指的就是: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和自信的精神;就是学习与思维能力、与人相处能力、合作竞争能力、驾驭环境和生活的能力;就是一种责任心、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是一种习惯。而这只能靠一种良好环境,一种“微缩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个人成长的整个过程所需的环境”来熏陶。印度理工学生们不光上课,还积极主动组织和参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类活动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建立自信,锻炼他们人际沟通能力、社交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等等。印度理工人都说:“我在课外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在课堂上所学的”,这和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一书中所说“在哈佛,我常听人说,学生们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名校,出类拔萃的精英学生之间的互动具有多大的教育意义!事实上名校的成功校友中,门门功课考满分的人绝无仅有,多数是有选择地学习功课,宁愿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课外活动上,主动锻炼社会所需的必要能力。

为了写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作者桑迪潘·德布访问了许多印度理工的成功校友。据他们回忆,这个学校的学生宿舍房间简陋,供水不足,厕所里满是爬虫。食堂里,鱼肉奇特的味道中混杂着肥皂的气味,而鸡肉则泛着类似于工业油脂的味道。铁质的餐盘虽已破旧,却也堆得下各种“美味”。食物的质量与它的教育地位比起来显得非常不相称。桑迪潘说,在这里呆上几年,真就什么都吃过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人培养出了自己的一流大学生。

  自由选择的包容

英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于2010年9月9日在伦敦公布的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在前200名的印度大学只有一所,那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校区)。在这同一份榜单中公布的2010年亚洲前200名大学中,其中在前60名中有印度理工学院(孟买校区)(第36名)、坎普尔理工大学(第37名)、德里理工大学(第39名)、马德拉斯理工大学(第53名)和克勒各布尔理工大学(第57名)。这些上榜的印度各地的理工大学,都同属于印度理工学院。在总部设在美国的财富500强企业中,几乎在所有公司的管理层中都能找到印度理工校友的身影。在印度,印度理工毕业生占据着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和知名公司的领导者地位。

  学校提供环境和舞台,让学生从中表演,充分自由地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和个性优势,在成败曲折中磨炼意志,这是成就创新人才的不二法门。北大曾有一名物理系学生,因沉迷于计算机而有被除名的危险。后来老师发现他对计算机确实情有独钟,索性让他转到有关信息学科,结果他在计算机图像处理方面解决了长期困惑前人的难题,取得了突破。印度理工被誉为管理最严格的理工学院,其管理其实是相对松懈的,学生们非常自由。精英学生不仅对学习功课有选择权,有的还会通宵达旦地沉迷于课外活动。这也是一种学生的自主选择:是花时间精力去追求门门功课都考满分,还是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最感兴趣的活动和事业上,务求做得最精、最好,从中锻炼自己,在两者得失间谋取平衡也是一种在社会上取得成就所必需的本领——选择。我总认为,在人生关键时刻选择是否得当,是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决定条件。学校要给学生提供多次多种选择的机会,使他们得到锻炼。

知识精英也能吃苦耐劳

  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多奇思妙想,学校里充满着各种特立独行的人物和行为,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名人轶事不可胜数。因此,大学必须是很包容的,蔡元培当年曾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正是在自由氛围中学生尝试和施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特有本领,发挥着他们创造性的潜能,才能人才辈出。北大程和平教授成长的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科学力学的他,因对生物学发生兴趣而修读生物课程,拿到了生物学第二学士学位。生物老师觉得他这样的基础对做生物工程特别有利,推荐他到电子学系工作,结果精通了电路和计算机硬软件。后来,凭借数学、力学、生物学、电子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结合,他发现了细胞中的“钙火花”现象,开创了“钙火花学”这门生物新学科。

印度理工学院创建伊始就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原型建立科研和管理制度,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与国际一流高校的接轨。有《印度理工学院法》作为法律保障,该校达到彻底的自治,任何权力都无法干涉专家们定下的学术自治制度。该校创立了一种可以给予学生们发现自己能力并追求梦想的自由的体制,并能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捍卫这种体制。

  【精彩书摘】

印度理工学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学生的实际能力,这既包括学习能力,也包括动手实践的能力。印度理工学院曾经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借鉴了大量实习项目,但为了符合印度的特点,他们对这些实习项目进行了大量修改。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花在实践教学培训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麻省理工学院,你不会看到有学生铸造和焊割金属,但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要花上几百个小时在车间里挥汗如雨。创立印度理工学院的元老们总是希望能将劳动的高尚理念传达至每一个印度理工学院学生们的心里。

  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

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是几乎每一个聘用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的国际企业的一致评价,而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在竞聘国际企业时,常常不被看好的就是实际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教育规划纲要》特别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就是要让学生能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自己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

  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上管理最严格和最有影响力的理工学院之一,它被视为“精英工厂”。《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为我们讲述了印度理工校友的故事,展现了印度理工学院如何给学生提供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学生成长为社会精英的。

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精英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不要把精英们放到远离社会实际的玻璃瓶中和象牙塔里,而是强调精英的实际动手能力,强调让精英参与具体的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教学中,加强动手实践和具体操作的环节,提高学生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

  轮机工程师般的独立性

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很受本国和外国企业的欢迎,因为人们不仅看见了他们埋头苦读的身影,还能看见他们在实践教学和劳动实践中挥汗如雨的身影!

  作为副主席——克勒格布尔学生管理组织的最高职位,戈帕拉克里希纳甚至在35年后的个人履历中,仍将此作为他的众多成就之一。戈帕拉克里希纳在春季音乐节前夕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距开幕式还有18个小时,却得知所有的供应商和承包商不能按照约定将所需物品及时送达。

深度思考】

  “如果我们当时在加尔各答,早就向三亲六戚或其他一些朋友求助了”,他回忆道,“但这里是克勒格布尔,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开始采取一些行动。这是关乎印度理工声望的事情,于是我们全力以赴举行了路演活动,而且我们成功了。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面临许多类似的情况:
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消失了,整个局面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然后团队的人齐心协力,直捣问题的核心,工作颇有成效。”

灾害、动乱、车祸、贫民窟、等级制……这一连串缺乏内在逻辑的关键词,构成了我对于印度多少有些灰暗的印象片段。然而在《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书中,桑迪潘·德布通过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不无自豪地为我们讲述了他母校的卓然之处。

  许多年之后,当戈帕拉克里希纳在非洲茶叶控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一职的时候,他走访各个分公司,发现公司职员中有大量的海军工程师,这激起了他很大的好奇心,一个经营茶叶的公司究竟为什么会聘请船舶轮机工程师呢?他四处打听,发现公司的很多茶叶生产加工工厂都位于边远地区。当船离开港口,驶到海中,一旦有问题出现时,他们很难去求得谁的帮助,必须得独立地去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到边远地区的茶叶工厂工作,轮机工程师是最合适的人选。戈帕拉克里希纳说:“某种程度上而言,克勒格布尔校区其实也在朝着‘轮机工程师’的方向培养我们。”

知识精英的平民情怀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侯定凯

  萨拉·斯瑞瓦在当年的全国联合入学考试中排名第二。但是,在第一个学期末他在印度理工坎普尔校区的平均分只得了9.4分,而满分为10分。这就意味着他并不是班里的第一名,因为至少有一个人得了10分。“这于我来说简直是件天大的事,”斯瑞瓦回忆道,“接下来的两三个学期,我一刻不停地拼命学习,只是为了得到那个10分。”

印度理工精英的成长之路,向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当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精英?大学如何培养这样的精英人才?

  在印度理工的第二年结束时,他开始观察,才注意到,原来周围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交了许多朋友,也许这些朋友的平均分只有8.5分。他们做很多事情,而不只是一味地沉浸在疯狂的学习中。与他现在所过的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更有乐趣一些。斯瑞瓦决定拿学业上的10分冒险,在第3年、第4年和第5年的时候,他也不再仅仅关注学习了。在那之后的任何一个学期,他都没有再得过9.4和9.7分的好成绩。但毕业时,他仍排在前五六名的位置。

从文化养成角度看,大学的要旨就是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和品位;或者通过领导才能和意识的培养,为未来商界和政界塑造领袖人物。人们习惯于将文化划分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掌握了这两类文化的人在行为举止、态度、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截然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例如,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炫耀式消费文化”正被一种更加有节制和平衡的文化取代,高雅文化拥有者更加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那项决定是我所做过的最好的一项决定,以满分10分为代价,做了很多除学习之外的事,”斯瑞瓦说,“我从来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当我走出印度理工时,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人。最初进入印度理工时,我是很单调的人,我只知道学分。但是在印度理工,我参加选举,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建设新的团队。我逐渐理解了商业模式,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

一直以来,大学被视为是一个向年轻人传授高雅文化的场所,如今不同的是:精英人才同样需要平民情怀。唯有具备更多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年轻人才能成长为各领域的真正领袖。《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中描写的达努·罗伊,就是这种类型社会精英的生动写照。

  印度理工学院的通识教育

20世纪60年代,当众多印度理工学子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去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之际,达努·罗伊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留下来共同致力于解决孟买当地的贫困问题。罗伊的团队用7年时间做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又用7年时间做“科学普及”工作。他们的工作内容逐渐超越了工程学领域,囊括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到了1990年,罗伊的团队被迫停止了所有项目,他们的努力没有给当地留下多少显著的痕迹。尽管如此,达努·罗伊的行动还是向人们展示了“在基层工作的工程师如何将技术问题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结合起来”。

  阿南斯说,“印度理工建校之初,就是为了要培养工程人才,但是,在我看来,在印度理工我们得到的是很广意义上的通识教育,类似美国的文科院校,与比如加州理工等学院的教育是不同的。”

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基层服务者,是社会弥足珍贵的人,一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特蕾莎修女。这方面,达努·罗伊表现出了宗教般的虔诚和执著:虽然原先的项目偃旗息鼓了,他依然在关注那些受生态恶化影响的劳动者的生存权问题。达努·罗伊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以民众福祉改善为归依的精英成长之路!

  “看看那些最为成功的印度理工校友吧——麦肯锡公司的拉贾·古普塔,以及花旗银行的维克特·梅利兹——他们进入印度理工接受教育,但并不见得他们都是学工程学出身的。”阿南斯说。阿南斯1986年毕业于印度理工马德拉斯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在印度理工选择专业是有风险的。选择专业的过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该选择哪项运动项目。专业的选取与我们联合入学考试的排名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进行一项运动的时候,兼顾其他几项。大多数人进入印度理工的时候还很年轻,他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什么。”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大批印度学子向往的美国。在那里,通过更多社会参与,打造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已经成为许多精英大学的通识教育之道。美国大学录取时,强调学生的社会阅历;富家大学生子弟经常到贫穷国家锻炼才干,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当年的美国大学入学新生中,有83.2%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有54.6%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班级组织的社区服务”。

  “事实上,我们进入的是‘印度教育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而不是‘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说,“你进入的其实不是印度理工其中的一个学科专业,而是印度理工这个作为整体的学院。你在其中所学到的最基本的不是技术知识,而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近些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但是“求职需要”仍然构成大学生社会活动的最大动因,短期功利取向十分明显。大学生缺乏一种通过更广泛社会阅历获取见识和才干的自觉意识,一些社会实践、为社区服务活动仅仅被作为政治口号来倡导。因为附带了各种利益动机,这些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大学生攫取社会资本的行为,而不是自觉的理想追求。当我们极力宣传那些放下“高贵身段”、服务基层的人和事的时候,大家似乎忘记了那样的经历原本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中真切体验和享用关于人生和生活的况味。

  (摘自《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

不必因为美丽的故事叙述而神化世界上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包括印度理工学院)。我相信清华、北大的校友同样可以写出一本类似的、赞美校友创业的故事书。只是我希望这本中国校友的故事书中,有若干位中国版“达努·罗伊”。当我们的大学校庆典礼上不只是企业家校友或其他“成功人士”的璀璨聚会,而能在校庆纪念册上看到那些用敏锐智慧和人文情怀“走读中国”的毕业生名字时,那么至少能表明我们的办学者拥有了一种更为“和谐”的教育思想——在这样的大学里,无论你愿意“居庙堂之高”,抑或甘心“处江湖之远”,志趣各异的精英们都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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